诗歌理论　　在对诗歌的政治作用的认识上，苏舜钦与梅尧臣是一致的。他在《石曼卿诗集序》中说：“诗之于时，盖亦大物。”所谓“大物”，即是指诗可以反映“风教之感，气俗之变”，若统治者有“采诗”制度，就可以据以“弛张其务”，达到“长治久安”。因此，他批评“以藻丽为胜”的文学风气，而大力赞扬穆修等人“任以古道”，石曼卿的诗能“警时鼓众”。而且如前所言，他还提出过“文之生也害道德”的颇为极端的意见。其实苏氏为人性格偏于豪放开张，并无道学家的气息，他的这些主张与他在仕途上积极进取的欲望有重要的关系。

触及现实　　作为一个关切时政、渴望有所作为的诗人，苏舜钦的诗常常触及一些严峻的现实问题。他的《庆州败》记叙了宋王朝与西夏战争的失败，痛心疾首地批评了朝廷在边防措施上的松懈和将领的无能；《吴越大旱》写到一方面饥荒病疠使“死者道路积”，另一方面官府为了应付与西夏的战争，仍无情搜括粮食，驱使丁壮劳力上战场，致使“三丁二丁死，存者亦乏食”，最后并以“胡为泥滓中，视此久戚戚。长风卷云阴，倚柂泪横臆”之句，表述了自己内心的痛苦；《城南感怀呈永叔》同样写出民间由于饥荒而出现的惨状：“十有七八死，当路横其尸。犬彘咋其骨，乌鸢啄其皮。”并以“高位厌粱肉，坐论搀云霓”与之相对照，直斥权势者的无能与无耻。

尖锐直截　　在反映时弊、揭露社会矛盾方面，苏舜钦往往比梅尧臣来得尖锐直截。这一方面是由于个性的关系，另一方面也同苏舜钦郁郁不得志的遭遇有关。他本是自视很高的人，却总是受排挤乃至遭诬陷，所以既感到自己无法为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，又感到个人失意的苦闷。这两种情绪纠合在一起，使彼此都强化了。《城南感怀呈永叔》的末一节说：“我今饥伶俜，悯此复自思：自济既不暇，将复奈尔为？愁愤徒满胸，嵘峵不能齐。”言外之意是：倘若自己能掌握权位，便能够拯救百姓；无奈自顾不暇，所以格外愤懑。而在有些诗中，他更把个人的不满直接宣泄出来，如《对酒》：　　丈夫少也不富贵，胡颜奔走乎尘世！予年已壮志未行，案上敦敦考文字。有时愁思不可掇，峥嵘腹中失和气。侍官得来太行颠，太行美酒清如天，长歌忽发泪迸落，一饮一斗心浩然。嗟乎吾道不如酒，平褫哀乐如摧朽。读书百车人不知，地下刘伶吾与归！

坦露激昂　　这种诗情绪坦露激昂，略近于李白的风格，虽然毕竟还不如李白的意气高扬，不可一世。《宋史》本传说苏舜钦“时发愤懑于歌诗，其体豪放，往往惊人”。在北宋诗人中，他确是有些唐人的气味。所以他的理论表述虽然迂腐，诗歌却因情感袒露而显得颇有生气，不是一副道学面孔。

诗人介绍

苏舜钦 苏舜钦（1008─1048）北宋诗人。字子美。开封人。祖籍梓州铜山（今四川中江）。22岁时因父亲「门荫」得补太庙斋郎。景祐元年（1034）进士。历任蒙城、长垣县令。政治上倾向于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。由范仲淹推荐，为集贤殿校理，监进奏院。岳父是「庆历新政」主要人物之一、宰相杜衍。御史中丞王拱辰为了打击范、杜，抵制政治改革，借口苏舜钦用公款召妓乐宴饮而进行弹劾。苏舜钦以「监主自盗」的罪名被削籍为民，退居苏州筑沧浪亭。工散文，是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作家，与欧阳修、梅尧臣友善，时称「欧苏」和「苏梅」。其文学思想的基本观点是「原于古，致于用」，主张文学要反映现实，诗歌创作强调有利于「政化风教」，与白居易诗论精神一致。创作活动以进奏院事件为界，分为前后两期。前期与政治活动紧密联系，文笔犀利，议论激烈。诗歌也具有政论性，如《庆州败》、《感兴》第三首、《城南感怀呈永叔》等。有的诗歌对人民群众的苦难倾注了同情，有的抒发英雄抱负。抒情写景，雄放不羁，意境开阔，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他内心感情的激荡，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。后期由于隐居生活的局限，寄情山水的作品增加。散文《沧浪亭记》语言简洁流畅，言情叙事委婉曲折，感情深切。既反映了逍遥于自然的生活情趣，又表现出对污浊官场的鄙弃。《淮中晚泊犊头》、《夏意》等小诗，也写得新鲜恬淡。不少作品抒发了蒙冤受害、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。欧阳修在《六一诗话》中评他的诗「笔力豪隽」、「超迈横绝」，借助自然景物，发挥奇特想象，抒发愤世疾俗的情怀，是他诗歌风格的基本特点。